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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风金石书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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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张生,彭城人氏,书香门第。敏而好思,勤奋好学。涉猎内容不少,多有不精,日渐定“锚”,以有所成也。 现为省书法教育委员会理事、市书协青少年书法教育委员会理事、市董事学会会员、企业文化研究会研究员。

民国时期古玺创作风气的形成及原因  

2016-09-05 17:07:03|  分类: 金石篆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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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古玺创作风气的形成及原因
2015-06-16 15:34:24 来源:《荣宝斋》2014年12月刊 作者: 【  】 浏览:851
    古玺是指秦以前的官私玺印。从时间跨度上讲,包括商玺、西周玺、春秋玺和战国玺,前后达一千年之长。尽管古玺是二千年前我国先民们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艺术结晶,然而真正认识它却是清代以来的事情。
    一 明清以来认识古玺过程的简要回顾
    自元吾丘衍语出『三代时却又无印』至明万历年间(一五七三)近三百年,印学界仍然鲜有认识古玺者,这从顾从德《集古印谱》和范大澈《范氏集古印谱》两部著名的印谱即可了解,他们在收录古印过程中并未把古玺作为先秦印章单独编排。此时期的甘旸曾对吾丘衍的『三代无印说』作出过否定,然对古玺中的朱文印认识仍然是错误的,他说:『朱文印上古原无,始于六朝,唐宋尚之。』对古玺的辨识真正作出正确判断的是稍晚于甘氏的朱简,他在自己的著作《印经》中阐述了这样的见解:
    『余谓上古印为佩服之章,故极小。汉晋官印大仅方寸,私印不逮其半。所见出土铜印,璞极小而文极圆劲,有识有不识者,先秦以上印也;璞稍大而文方简者,汉晋印也;璞渐大而方圆不类,文则柔软无骨,元印也;大过寸馀,而文或盘屈,或奇诡者,定是明印。』『所见出土铜印,璞极小而文极圆劲,有识有不识者,先秦以上印也』,这是朱简对古玺的产生提出的最早的明确论断,发前人所未发。朱简不仅理论上提出了『璞极小而文极圆劲』者是『先秦以上印』,还能身体力行,大胆实践,他在所著的《印品·正始篇》中摹刻大量小玺,并认为这些印是『商周迨先秦』的古印。在当时条件下,朱简能提出这样的判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更为难得的是,他还尝试仿古玺印式创作,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。

印章

    然朱简的论断并未引起当时印坛的及时反应,直到清乾隆年间(一七八七),程瑶田在潘有为所辑《看篆楼古铜印谱序》中释出『私』二字,这才是明清以来认识古玺最为关键性的一次突破。评者谓程瑶田考证出『私』二字『是印史研究中的重大成果』。后来谱录家集辑印谱逐渐理清了玺印的时代顺序,还古玺应有的地位。如,道光八年(一八二八)张廷济辑《清仪阁古印偶存》开始将战国玺专列一类,名曰『古文印』。同治元年(一八六二)吴式芬辑《双虞壶斋印谱》式标出『古玺』类,并将『古玺官印』『古朱文印』列于秦汉印之前。同治十一年(一八七二)陈介祺所辑《十钟山房印举》,首列『古玺』,后列『周秦』『汉印』等,可谓开集古印家谱录排序之先河,在印学界影响极大。陈介祺在致吴云的信中说:『宋以来止知秦印,不复知有三代。今以钟鼎通之乃定,已于《印举》中首举之。』对此,王献唐先生曾作出这样之评介:『至陈簠斋《十钟山房印举》出,乃一反前人纷乱,条分缕析,界畔井然。学者就其所分熟玩,以为鉴别时代之标准,当无大误。』
    光绪七年(一八八一)高庆龄辑《齐鲁古印捃》,其后的郭欲之辑《续齐鲁古印捃》、吴大澂《十六金符斋印存》和吴云的《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》等著名集古印谱都能把『古玺』明确无误地划分出来。尤其是高庆龄所辑的《齐鲁古印捃》,著名学者、金石学家王懿荣为之作序,他说:『凡不尽有「玺」字者,考其字画、篆法,形制相同,皆从此类,以升古玺于秦、汉印之前,为从来谱录所未及,后有作者,翕然从之。是编先例古玺,悉仍郑谱。』在此序中,王懿荣首次释出古官玺出于周秦之际,如『司徒』『司马』『司工』等,皆见于周代官制,对进一步认识古玺亦具有重要价值。
     
    二 民国时期古玺创作风气的形成及原因
    (一)民国时期古玺创作风气的形成

    古玺创作在晚清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黄牧甫等篆刻大家的先导下,到民国时期呈勃发之势。地不爱宝,此时地下出土文物如甲骨、彝器、玺印等不断被发现,研究金石文字与篆刻创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联系。篆刻家、收藏家集辑印谱,古文字学者撰集字书遂成一时之风尚,给古玺印创作带来了历史机遇。据笔者统计,民国『五大流派』的一百多位知名篆刻家中,绝大多数印人都涉及古玺创作。以黄牧甫开创的『黟山派』传人李尹桑、冯康侯、黄少牧等最为典型,其创作以追求古玺原貌为旨归,所作古玺至为地道。吴昌硕、赵叔孺流派中也有许多刻古玺的高手,如邓散木、陈师曾等。而民国期间对古玺创作有大的突破的当推易大厂,他于古玺创作融入『写意』因素。罗振玉、童大年、马衡等一批『学者型』印人,受书法和出土文字的影响,引入古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于篆刻创作,仿古玺作品规范纯正、精致典雅。民国印坛中还有以甲骨、金文入古玺印创作的印人简经纶、杨仲子、朱复戡等,他们另辟蹊径,别开生面,终其一生去追求,拓展了古玺创作入印文字的新途径。民国时期古玺创作分布范围很广,如果按地域来划分,北方以罗振玉、马衡、寿石工为代表;岭南『黟山派』为主,易孺、李尹桑、乔大壮、冯康侯等是代表人物;江浙沪地区赵叔孺、童大年、杨仲子、沙孟海、方介堪、叶潞渊、朱复戡均擅刻古玺;港台地区古玺创作的高手如简经纶。可见在当时古玺创作分布十分广泛。
    (二)形成风气的原因
    民国时期古玺印创作能形成风气,究其原因,可归纳为如下几点:
   1受清代中晚期印人的影响

    清嘉道以来,由于金石学的复兴昌盛,很多篆刻家因此有机会得以摩挲古器,摹拓铭文。将鼎彝款识引入印章进行创作,在这批印人中赵之琛、吴咨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黄牧甫等最为突出。赵之琛曾大量接触三代青铜彝器,故深谙彝器文字,阮元《秋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中之铭文大半出自赵之琛手摹,故其吉金古文印章法谨严,端中求变,刀法挺劲俏利,印边端方古厚,其精熟的技法把吉金古文印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作为浙派吉金古文印创作模式的代表,赵之琛此类风格通过晚清印人的传承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,著名篆刻家王福庵、唐醉石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传人。吴咨在清中晚期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仿古玺作家。他通六书,精摹印,醉心于商周青铜彝器研究,其创作的古玺章法参差错落,篆法古艳清丽,意态千变万化,对同时代的印人及后来古玺创作者带来很大影响。赵之谦、吴昌硕是有清以来践行『印外求印』印学观最为杰出的代表,赵、吴于古玺创作上的尝试,启迪了民国时期的赵叔孺、邓散木、陈师曾、沙孟海等。给民国时期古玺印创作带来最大影响的要数黄士陵,在他的篆刻生涯中,曾经钤拓过无数彝器、古匋、碑刻等金石文字。在为吴大澄钤拓、辑录的《十六金符   斋印存》和《匋斋吉金录》过程中,使他大饱眼福,积累了丰富的古玺印创作经验。黄士陵的古玺创作主要集中在朱文小玺上,然而,他并不是完全取法于战国阔边小玺的印式,文字也不全是古玺文字。他的入印文字特别丰富,或取秦诏权量文字,或取商周鼎彝文字,或取古陶文、古币文等,他曾刻『万物过眼皆为我有』一印即反应黄士陵的古玺创作天赋。再如『器文』『若日』『长相思』『彦武』等,这些小古玺结字巧妙奇诡,刀法光洁精致,如精金美玉,极为精彩。黄士陵的白文古玺印刻得并不多,但从『绍宪之章』和条形『知服斋』等白文古玺作品,同样看出其根底深厚,古玺印风纯熟。邓尔雅曾评价他的老师黄士陵的古玺印创作:『长于布白,方圆并用,牝牡相衔,参伍错综,变化不可方物。』黄士陵以金石文字入印开创的『黟山派』,其古玺创作被李尹桑、黄少牧等人全面的继承和弘扬。马国权先生曾说:『古玺之艺失传近二千年,至牧甫始发其秘,尹桑更光而大之。』李尹桑、易大厂、冯康侯、乔大壮等在黄牧甫的基础上,于古玺创作在民国时期大开风气。

     2集(摹)古玺印谱和古文字字典大量出版
    民国集(摹)古玺印谱和古文字字典的大量出版,是民国时期古玺创作形成风气的重要原因。民国时期,由于西方学术思想、科学技术不断涌进,印刷技术随之发展,集辑印谱从原始的手工钤拓很快改为制版印刷,因此这一时期的印谱得以大量传布。据罗福颐先生《增订印谱考》著录,自一九一二年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(即民国时期)就有近八十种印谱问世,其中辑录古玺印成谱著名者有:罗振玉《罄室所藏玺印》《凝清室所藏周秦玺印》《赫连泉馆古印存》《贞松堂所见古玺印集》,黄宾虹辑《滨虹草堂藏古玺印》,吴隐辑《撰籀簃古玺选》,王光烈辑《昔则庐古玺印存》,罗福颐《待时轩仿古印存》,高时敷《乐只斋古玺印存》,商承祚《契斋古印存》,陈汉弟《伏庐藏印》,陈宝琛《澂秋馆印存》,周进《魏石经室古玺印影》,黄睿《尊古斋印存》,吴朴摹刻《小玺汇存》和故宫博物院藏辑《金薤留真》等。古玺印谱的出版大大开阔了古玺的眼界,他们对古玺的学习、借鉴和研究,一时成为风气。

    这一时期,古文字字书的出版也日益增多,大大促进了古玺印创作。影响较大的有容庚先生一九二五年写就的《金文编》,国学大师罗振玉、王国维分别为之序并颇为勖许。该书是继晚清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,是研究古文字和古玺创作必备的参考书之一。罗福颐先生于一九三○年撰辑《古玺文字徵》并出版,开创了古玺文字始有专书的先河。该书集字之丰、释义之准、摹形之精,令人叹服。汪仁寿编撰的《金石大字典》(一九一四年求古斋书局出版,一九二六年有碧梧山房石印本)是一部集录金石各体文字的字典,共收单字三千六百一十一个。每字先列楷书,下列小篆、籀文、钟鼎文、战国文字、石鼓文,以及古铜器、古陶器、碑帖、古玺印、简策等文字。颇受金石研究者和书法篆刻爱好者参考使用。继晚清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之后,丁佛言的《说文古籀补补》、强运开的《说文古籀三补》相继于一九二四年、一九三五年完成,这两本专著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古文字字书。徐文镜先生撰辑的《古籀汇编》于一九三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,是编汇集了甲骨刻辞、钟鼎款识、周宣石鼓、秦汉吉金以及古玺、古陶、古币等各种文字共三千多个(单字),是一部集大成的篆文工具书,该书在篆刻界流传甚广,尤为古玺创作者所重。印学论著对民国时期的古玺创作中也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。如一九二六年在《艺观》杂志发表的宣愚公《古玺通释考序》、黄宾虹于一九三○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《古印概论》、王光烈于一九三三年撰写的《古今篆刻漫谈》、王献唐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著的《五灯精舍印话》以及马衡先生于一九四四年写的《谈刻印》等专著(论文),文中对古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作均有论及,还有罗振玉《梦庵藏印序》《玺印姓氏徵后跋》《望古斋印存序》《澂秋馆印存序》、王国维《桐乡徐氏印谱序》《待时轩仿古印谱序》等古玺印谱序跋,都是斯时重要的印学理论,大大的丰富了古玺创作者的学养。

(本文作者供职于江苏省宿迁高等师范学校)
  (期刊责编 李向阳)
 (网站责编 简 琼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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